过去这个周末，俄罗斯又一次紧紧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莫斯科时间周五上午到周六晚上，瓦格纳军团首脑普里戈任从质疑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到占领顿河畔罗斯托夫、向莫斯科推进，再到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达成协议、掉头返回营地，一场兵变在 36 小时内落幕。
坚硬与脆弱之间，俄罗斯又一次展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面貌。去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之初，我们邀请了单读的作家朋友们分享了自己眼中的俄罗斯，为它的种种两面性、我们对它的复杂情感寻找具体的根源。
一年过去，他们的许多观察依旧对于当下有意义：一个冷酷的国家，与它感情充沛的文学与艺术；一个符号化的政府，与它漫长的富有革命性的历史；以及战争背后，聪明的、忧愁的、朴实的人民。今天我们再次分享这篇文章，看见坚硬背后的人情和苦难。
杨潇
记者、作家，《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2017 年十月革命百年时我曾经去俄罗斯采访了两周。这些天，我总是忍不住想起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见到的那些聪明的、有教养的人们。因为一个疯狂的独夫，他们也不得不被化约为令人嫌弃的符号，甚至一些人口中的“贱民”（pariah 这个词在英文世界出现得好像从来没这么频繁），真是叫人难过。另外一件感慨的事情，是又一次见证了晚期苏联和 1990 年代的记忆如何塑造了今日俄罗斯——不论是痛苦的内部转型，还是同样痛苦的外部地缘政治剧变（不妨参考托马斯·弗里德曼前些日子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文章“This Is Putin’s War. But America and NATO Aren’t Innocent Bystanders”）。普京在开战前的演讲并不陌生，如果你对他的军师之一亚历山大·杜金有所了解的话。2017 年我也恰好采访了杜金，他的故事可以参考发表在单读上的《三种俄罗斯知识分子》，你会看到一种奇怪的非主流观念是如何一点点登堂入室，成为一个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与观念土壤上，生长出了大大小小的普京。亚历山大·杜金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最近被铺天盖地的俄乌战争新闻砸得头晕。不时有久不联系的朋友发来普京讲话的视频，问我字幕内容是否可靠。我们自己俄语圈子的群聊则开启了骂战模式，一位老师告诉我，“每天都要拉黑几个人，也被几个人拉黑。三观不合真要命！”实话讲，我本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我似乎患上了话语的“洁癖症”，感觉无论表达哪种观点，都是被舆论操纵的结果，任何一种观点都是偏颇的。为了让自己安心，我求助于一贯喜欢的“俄罗斯文学”做抓手，于是，我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前对其他斯拉夫民族表达的不满，读到布宁对乌克兰毫无节制的狂热，读到布罗茨基针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写作的讽刺诗歌，以及乌利茨卡娅等作家的反战言论。我莫衷一是，又和自己的俄罗斯朋友聊了聊，没想到他和我一样，陷入了迷茫的境地。只是他担忧的内容比我要具体很多：在读法律系研究生的他还要担负家里的一日三餐，目前实习的律师事务所因为前途不明，随时有可能停发工资。卢布贬值对于我们只是数字，对他们则意味着能否活命。我感到惭愧，只好安慰他：“希望战争可以很快平息吧。”22 岁的他告诉我：“战争将会平息，但制裁依然存在。这个会一直持续到我死那天。”2001-2004 年我在莫斯科上学，接触到许多俄罗斯人，绝大多数——无论是认识的人，或是在小城镇、乡野遇到的人——都非常非常好，极其友善，乐于助人，就像文学里的那些好人一样。但我也从新闻里了解、身边朋友遇到、甚至亲眼目睹过新纳粹的暴行，在圣彼得堡，下午阳光灿烂、熙来攘往的涅瓦大街上，几个光头党就在我两米外袭击了过路的韩国小伙，用皮靴踹他的头之后扬长而去，而竟也没有引起多少路人的惊哗。许多俄罗斯人也憎恶他们，我的老师说：他们喝了太多毒酒，脑子里有毒。但许多老师中，也有一位语法课的老师并不掩饰地讨厌着外国人。还有一个老太太，讨厌着外国人，热爱着光头党，却对她认识的一位苏州青年很不错，在面对眼前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她调动了她主动的感知，而不是根据原先持有的观念，发现他并不可憎，因此她无法无来由地仇视他。任何地方都有喝了毒酒的人。任何地方的好人，和因为种种原因（也可能只是对你而言）没那么好的人，和那个地方的文化、文明、大自然，以及那个地方的政府、官员，都是分开来的事情，你可以爱这个而不爱那个，尤其不应该混成一团来恨。我觉得人也应该独立而包容，而不想要有你没我的那种团结。2018 年我去俄罗斯看世界杯，拍节目，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些有电子乐的，有 DIY 鸡尾酒的，有青年文化场景的，年轻人互相加 Instagram 的地方，还有那些俄罗斯的二线、三线城市，那些接近南部边界的地方，那些“大后方”，斯大林修过地堡的萨马拉，烈士鲜血染红的伏尔加格勒，吃生马肉的鞑靼斯坦地界，房东的侄女告诉我想去广州留学，丈夫去莫斯科打工的少妇问我中国是不是更好挣钱，穿着泳裤的青年鱼贯跃入河流，黑车司机开在连接两个城市的公路上，指着旷野说：这里，什么都没有。我看外面，房子，牛，羊，庄稼，拖拉机，看不到边际的地，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你是六祖慧能吗？兄弟。契诃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都是我挚爱的作家，斯特拉文斯基是我喜爱的作曲家，塔可夫斯基是我最崇敬的导演之一，女性主义朋克乐队 Pussy Riot 的成员，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人之一，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我在剑桥的一个英语学习班上，还认识了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同学，叫麦克，曾在圣彼得堡的某所大学教数学，现在剑桥一个技术公司做电脑程序员，英语很好，思想西化。第一天下课后，我们就互相推荐了各自的国产电影，我这边是贾樟柯的作品，他那边递过来的是俄罗斯邪典导演 Aleksei Balabanov 的《兄弟》，相当于俄罗斯版的《猜火车》。我没有去过俄罗斯，但我猜测俄罗斯一定是一个长期以来观念分裂的社会，倘若每个俄国人都追捧同一种意识形态，就不会出现上述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也不会冒出像麦克那样不怎么随大流的青年，更不会有几千人因反对入侵乌克兰而一夜之间沦为囚犯。电台里说，俄罗斯的新闻管控十分严厉，很多人都不知道乌克兰正在经受着怎样的炼狱，各种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无疑会被视为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虐待和新冷战的序幕。这都是不难想象的，如果大部分人终其一生所能接触到的信息，永远是倾斜的，那么即使只想短暂地保持中立，也会变得十分困难。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糕的吗？当然有，比如核武器，核武器就是死神的手杖，比如被辐射刺透地层的切尔诺贝利中心地带，要等两万年才能变回人居之地。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我每天都祈祷，希望普京不要发动核武器。在俄乌危机向侵略战争发展的这一段时间，我经常想到耶鲁的东欧史教授 Timothy Snyder，一个自 2015 年就不断警告俄罗斯必将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历史学家。我去年夏天听了他在视频网站上的几乎所有演讲，对他的思路略有理解。他的书我只读了《论暴政》，其他几本只翻翻而已。按照他对俄乌当代史的分析，我想，攫取克里米亚相当于九一八事变，现在发生的就是七七事变。历史的进步也许会表现为，乌克兰人民不需要苦斗八年。对内独裁、对外霸凌的威权政权，其本质在这样的时刻才显现无遗。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国家（state）”与“国际关系”都是 17 世纪西欧的发明。越是现实的思想家，例如霍布斯和边沁，就越是主张国家只是虚构，其实际意义可还原为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国界也只是为了满足各种现实具体的需要而被人为划出，尽管会参考语言或宗教因素依势而立，却绝非文化单方面所能决定。然而现实政治总是超出现实的边界，从浪漫的想象中借力，利用文化动员政治力量。缺乏政治经验的人将文化的边界混淆为国界，而马基雅维利式的统治者利用这一点；俄国指挥家捷杰耶夫多次指挥过穆索尔斯基的作品，也与普京私交甚密，在 2014 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时就公开支持普京政府，但音乐家与政治家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人。艺术研究者常说音乐的无语义性使其远离政治，这甚至保护它度过最黑暗的时代。就在昨日，因捷杰耶夫八年前的言论，且如今又拒绝对俄乌战争表态，他被慕尼黑爱乐乐团解约。不知被卷入舆论纷争的他有否想起过基辅大门的辉煌金顶，以及音乐才是唯一能真正诉说它的光荣的语言，这样的价值本不必参与到这些狭隘的纷争中去。
作为一个热爱俄语诗歌的汉语诗人，我遭遇最大的误会也和俄语诗有关。1999 年的时候，我创作了一组诗《末世吟》，书写两个世纪交接之间的流离浪荡，其中作为序曲的，是一首《1927 年春，帕斯捷尔纳克致茨维塔耶娃》。这可能是我最多读者的一首诗，尤其是里面那一句“说吧，今夜，我的嗓音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车，你的名字是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但因为这首诗我是代入帕斯捷尔纳克的口吻写的，以致于常被误当作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直至有人把它译回俄语，上传到一个俄语文学论坛，才被研究者发现帕斯捷尔纳克根本没有写过这首诗。现在提起这句“你的名字是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未免像是反讽，因为这都成了敏感词了，俄罗斯也因为对国境线的贪得无厌，给邻国带来无边的痛苦。苏联则以别的方式给他优秀的诗人带来痛苦，除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我最爱的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和策兰一样是苏联的痛苦的承受者。而同代诗人中我最欣赏的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出生于乌克兰的敖德萨，亦因为苏联解体后的排犹浪潮流亡美国。我和卡明斯基相识于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我们一见如故，因为我们的诗都深受曼德尔斯塔姆影响。不过那次，我们谈论最多的，是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曼德尔斯塔姆的妻子，她那伟大的回忆录那年刚刚在中国大陆出版，我告诉卡明斯基，他表示难以置信。如果你们有幸看到这本绝版的译本，相信就能理解当时我和卡明斯基的心情。日后我为娜杰日达和中国的娜杰日达写了好多篇文章和好几首诗，其中一首《光手里》结尾是：娜杰日达和曼德尔斯塔姆，他俩正是认识于基辅，他们的爱情故事，比我想象的帕斯捷尔纳克对茨维塔耶娃的爱要艰辛凄楚得多，那一场暴雨根本说不出你的名字。如果要找一位作家，是能够进入俄罗斯或乌克兰的线索，我希望是纳博科夫。或者说要找到一条和欧洲的有关线索，我同样希望是纳博科夫。当然，如果说和美国发生绝大的关系，他同样会是纳博科夫。19 世纪的最后一年，他出生在圣彼得堡。在 1899 这一年里，诞生的作家还有：中国的老舍和闻一多；日本的川端康成；美国的海明威；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的父亲是个自由主义者，做过记者、律师和政治家。他小时候家里说三种语言：俄语、英语和法语。他最先会说的是英语。他 18 岁时，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全家乘船到克里米亚避难，父亲在克里米亚任司法部长。18 个月后，克里米亚被苏维埃接管，全家流亡到西欧：先是在英国，后来去了德国柏林。1919 年 10 月，纳博科夫进入剑桥的三一学院攻读法国及俄罗斯文学，“靠一笔与其说是作为智力价值的承认，不如说是政治灾难的补偿而颁发的奖学金。”他在《说吧，记忆》中说到：“我在英国的大学岁月的经历其实就是我努力成为一个俄国作家的经历。”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勃洛克那样的俄罗斯诗人，当时他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我害怕由于外国的影响，我从俄国抢救出来的仅有的事物——她的语言——会丧失与腐败……我时常彻夜不睡，被堂吉诃德式的一堆厚重的书本包围着，创作典雅并称得上不结果实的俄语诗歌……”纳博科夫在剑桥大学毕业后，到柏林与家人团聚，好在柏林的物价只有巴黎的四分之一，纳博科夫不可能规规矩矩地做一个小职员。从小受到的教育使他形成了准则：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艺术自由。纳博科夫在一家德国银行只干了三个小时就辞了职，从此以后再无固定的工作，以教授语言、拳击、网球为生。1922 和 1923 年之间，在柏林可以看到很多重要的俄国作家的身影（其中有些并非是流亡者）：高尔基、别雷、伊万诺夫、霍达谢维奇、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阿.托尔斯泰及什克罗夫斯基等。“很少有例外，一切具有自由派思想的群体——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史学家、哲学家等——都离开了俄国。那些没有离开的不是在那里凋萎下去，就是因顺从了国家的需要而玷污了他们的天才。”1922 年，他曾和卡夫卡共乘过同一辆街车：“那张脸令人难忘，它的苍白，紧绷的皮肤，非同寻常的眼睛，在山洞中闪烁的催眠般的目光。后来当我第一次见到卡夫卡的照片，我立刻就认出了他……想一想：我本来是可以同他交谈的。”他 23 岁时，父亲在柏林被俄国政敌中的极端分子所刺杀——是为了掩护在野党领袖而被误杀——这一情节被改编写进小说《微暗的火》中。这时他的笔名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弗拉西林”，只在俄侨精英文化圈中被知晓。由于二战前的反犹运动，他在 38 岁时，和犹太人妻子薇拉从柏林移居巴黎。42 岁时，又被迫从欧洲移居美国。49 岁，他任康奈尔大学俄国与欧洲文学教授，并开始写作《洛丽塔》。纳博科夫在美国讲俄国文学时，在黑暗的屋子里先打开屋角的一盏灯，说：“在俄罗斯的文学苍穹上，普希金是第一盏明灯。”接着打开中间的一盏，说：“这是果戈理。”然后又一盏，“契诃夫是俄国文学悠远的余韵。”然后他大步走到窗边，扯开窗帘，让阳光倾泻全室，喊道：“这就是托尔斯泰！”我们可以总结出苏联文学工作者的奋斗路线：去掉政府不喜欢的部分、大众不喜欢的部分、文学界大佬们不喜欢的部分、同伴不喜欢的部分，尽量符合国家学说、民族学说、大众共识，写作技巧共识，把作品弄得光滑可口，圆润小巧如鹌鹑蛋，并且每一只鹌鹑蛋的大小和形状都彼此相似，所有的蛋都像是同一只鹌鹑生出来的，甚至蛋皮上的花纹和生出来的热度也基本一致。苏联的文学报刊就是这些可笑的鹌鹑蛋集体筛选和展示的场所。他们的荒唐、愚蠢和可笑令人难以想象。顺便说一句：克里米亚半岛一直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地缘冲突的区域。克里米亚曾经是共和国，后来是苏联的自治州。苏联解体后，又成为乌克兰的自治区域。2014 年，克里米亚闹独立，然后由俄罗斯接管。“加缪、洛尔卡、卡桑扎基斯、劳伦斯、托马斯·曼、托马斯·伍尔夫都是二流作家，短命作家，跟其它数百位二流作家一样。为此我不被他们阵营里的追随者所喜欢。”“布莱希特、福克纳、加缪，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对我来讲什么也不是，当我看见查太莱夫人的性交或庞德做作的胡说八道被说成是伟大的文学时，我怀疑有阴谋。”如果说政治和文学都离不开“现实”的话，我们不妨看看纳博科夫是如何定义的：“现实是非常主观的东西……人们离现实永远都不够近，因为现实是认识步骤、水平的无限延续，是抽屉的假底板，一往无前，永无止境。人们对一个事物可以知道得越来越多，但永远无法知道这个事物的一切……我们多少生活在鬼一样的事物里……”提起俄罗斯，总是会首先想起普鲁申科在 2004 年俄锦赛上的自由滑节目《献给尼金斯基》，背景音乐从呼啸的风声中浮现，广袤壮阔的情感澎湃，为爱而生，为自由而死。多年前有个朋友去俄罗斯旅行，想找普希金的故居（或是雕像）而不得，举着地图发懵的当口，过路的一位本地老太太停下来问她在找什么，朋友不会俄语，老太太几乎不通英语，却听懂了“普希金”的名字，带着朋友找到了目的地，离开的时候对她憋出了两个词：“Pushkin, beautiful.” 这个故事朋友讲给我听的时候我曾经无比感动，那时我笃信有这样的大美的存在，可以无视政权的更迭，冲破语言的隔阂，跨越时间的长河，亘古地停留在那里。此刻写下这些却有些迟疑，似乎太轻巧了，轻巧得令人羞愧。还是就此搁笔吧。